“人贩死刑”刷屏，社会更受伤害

　　作者：李云勇　稿源：三尺巷　编辑：王小蒙

　　6月17日，广大网友猛烈刷屏：“建议国家改变贩卖儿童的法律条款拐卖儿童判死刑!买孩子的判无期!”大量网民在微博、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平台表态支持一律死刑，法学界、社会学界则多从专业角度提出反对意见。事实上，拐卖妇女儿童情节严重的罪犯被判死刑，在我国不是没有先例;至于“是否该一律判死刑”，则成为争论的焦点所在。(6月18日新华社)

　　社会不是非黑即白那样简单，有好人，也有坏人，还有不好不坏的中间人，就算坏人，也并非十恶不赦之徒，他们的坏也有本质和层级区别。如果不加区分，采取一律“人贩死刑”理论，做一次坏事和做多次坏事没区别，做一次小坏事和做多次大坏事没区别，就会把善心未泯的人贩子推向极端的作恶路上，给社会带来更多更大的祸害后果。

　　“人贩死刑”理论如得以实行，绝非社会之福，除了前述恶果，好人也可能直接受害，造成新的冤假错案。反正把人贩子当十恶不赦的坏人，要求从严从重从快，可能就不那么严格执法了，“宁可错杀一千，不可放过一个”，由于公安的破案水平、民众的道德水平等参差不一，也容易形成所谓的证据链，民众就有可能被不法之徒陷害，失去生命。

　　“人贩死刑”理论是重奖重罚论的翻版，重奖重罚从来就不是解决问题的好药方。一项对诺贝尔奖等研究表明，大多数重大成果不是重奖赞助出来的，只与研究者自己的兴趣有关，这也反证了国家投入大，却一直解决不了“钱学森之问”。重罚也不能有效解决问题，比如贩毒死刑，还是有人前赴后继。很浅显的道理，期望“人贩死刑”来解决问题不现实。

　　打击人口买卖，必须“疏”“打”结合，综合治理。

　　我们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，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良好的法治中国，就是要依法办事，对民众要讲道义，讲法治，对坏人也要讲道义，讲法治。一方面要维护广大守法者的合法权益，另一方面，对坏人也要讲道义，也要维护他的合法权益，从而让坏人尽可能越来越少，让坏人减少坏事的恶果，比如让被拐卖孩子尽可能少受伤害，让人贩子越来越少，这就是“疏”的功劳。

　　除了法定的从轻减轻等情节外，人贩子最高可判死刑，法律并不缺位，“打”不差法律，差的是打击人口买卖行为的力度。严惩受贿者，放过行贿者，以致行贿受贿屡禁不止，同样道理，要根本杜绝人口买卖，打击买方也要硬，也要依法严厉追责。对于打拐不力的公务人员，如果一律解除公职，或许比“人贩死刑”更有用，公考热度不减，不差后来者，公务员不干实事就必须走人。

　　打拐是一道世界难题。“一个能发射航天飞机并让它回到地球的国家，竟然没有一个为失踪儿童设立的信息搜集和服务中心?”美国知耻后勇，通过了《失踪儿童援助法案》，如果说“Code Adam系统”解决了儿童在公共场合失踪的问题，“Amber系统”则彻底将失踪儿童和嫌疑犯置于民众的海洋中。

　　艾坦、亚当与安伯三个孩子以自己的生命塑造了美国失踪儿童干预系统，彻底改变了美国解决儿童失踪问题的轨道，其影响之深远，从一组数字便可以看出：1990年时，全美只有62%的失踪儿童可以被找回，而如今，这一比例已经变为97.7%。打击人口买卖，美国经验值得借鉴。

　　法律无法“万能”，死刑也无法“万能”，那种期望“人贩死刑”，一劳永逸地解决人口买卖问题，心情可以理解，但是基本不靠谱，甚至有帮倒忙之嫌。围观改变世界，但是未必使世界变得更好，比如新闻报道过，多起父母贩卖自己的孩子，难道要枪毙吗?枪毙了谁来照顾孩子?谁来维护孩子合法权益?

　　“人贩死刑”，好人或受伤害，社会更受伤害，与良好的愿望完全可能背道而驰。要求“人贩死刑”，一味发泄个人感情解决不了实际问题，只有理性围观才能推动社会进步。打击违法犯罪问题，必须与时俱进，必须用法治的思维，全球的视野，综合的手段来治理，“人贩死刑”论可以休矣!